报告文学30年：时代的文体和文体的时代

报告文学之所以被指称为一种时代文体，首先是因为它真实地报告了社会的存在和时代的进程，是实录我们这走过艰难而成就辉煌的30年历史的大“史记”。

　　近30年报告文学在“时代文体”的塑造上，最为成功的一点，是它以自己的实绩超越了新闻体式，而趋向于思想性文体、主体性文体。读者期待作家在报告文学中给出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认知和思考。

　　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文体

　　丁晓原：晚近30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报告文学，并且是报告文学有所作为的时代。报告文学作为现代一种特殊的社会写作模式，跌宕多姿的社会现实是激活其生成与发展的第一要素。现代文学前辈茅盾曾揭橥了这一文体作为“时代文体”存在的根因——“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样式，‘报告’是我们这一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关于“报告文学”》）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这样的社会存在，一方面为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大量具有重大报告价值的新鲜而富有意味的质料，另一方面“匆忙而多变化”的现实，生成一种具有巨大召唤力的场效应，裹挟着具有世道情怀的作家，情不自禁地以非虚构的方式参与对蕴涵着史意的社会镜像的摄取。可以说，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文体，进入30年中国文学的版图，这是由这一时期的特殊的历史性所规定了的。

　　通览具有百多年发展史的中国报告文学，尽管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一时如文艺理论家以群所指认，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但在我看来，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是在其四十余年后的80年代。此时的报告文学以独立的姿态、独特的方式，在文坛内外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我们常常以“轰动效应”来评论这一时期优秀的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价值。90年代报告文学在盘整中前行，进入新的世纪，这一文体也并没有消亡，它以不可漠视的创作实际，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王晖：事实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谈到报告文学这样一种现实性极强的文体，就不能不涉及“时代”的要素。报告文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近30年，也正是我们亲历并见证的中国文学高速运转的30年。30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思想启动器无疑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它使得我们大陆的文学从一个十分逼仄的书写环境奔突出来，获得了全方位的解放，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真情满怀地抒发“这是科学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从今天来看，这也是文艺的春天。

　　现在有一种“今不如昔”言论称，新时期文学30年不如现代文学30年。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报告文学这个文体上，我可以说，近30年的成绩一点都不让现代文学30年，甚至还超越了它。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报告文学由附庸蔚成大国的百年发展史，最为出彩的一章不在别处，就在近30年。张光年先生早在1983年就说过：“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无论是作家数量、作品数量与质量，还是思想与精神的深度、艺术与表现的高度，这种超越几乎无所不在。我觉得对于近30年中国报告文学评价的基本面应该在此。

　　丁晓原：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之所以被我们指称为一种时代文体，首先是因为它真实地报告了社会的存在和时代的进程，是实录我们这逶迤而行、走过艰难而成就辉煌的30年历史的大“史记”。此间差不多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进展，或重要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在报告文学中或以多维全景、或以侧笔特写的方式，都有迅捷的摄照与透视。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也是标志性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以及《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大雁情》（黄宗英）等以知识分子作为正面叙写对象的作品，反映社会从“革命”到建设、由政治而经济的转型时期，对知识、智本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其间表征了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热流》（张锲）、《励精图治》（程树榛）、《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延国）等作品，则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和内容，抒写了投身改革的人们所创造的业绩，凸现了改革开放行进初期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1988年由108家刊物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以声势浩大的规模，以报告文学与变动现实的紧密绾结，以优秀报告文学对敏感的社会问题的深度介入，将报告文学汇成影响超越同时代其它文体的时潮。《西部在移民》（麦天枢）、《伐木者，醒来！》（徐刚）、《世界大串联》（胡平、张胜友）、《国殇》（霍达）、《寻找中国潮》（孟晓云）等，成为其时读者争相阅读的作品。报告文学的影响跃出文学而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88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年”。有为的报告文学作家成为重大事件的“在场者”，他们尽“记者”之职志，为读者，更为历史存活现实。《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卢跃刚）、《国家行动》（何建明）、《东方哈达》（徐剑）、《瘟疫,人类的影子》（杨黎光）、《北京保卫战》（何建明）对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建设和“非典”等作了具体而真切的书写。另外反映中国申奥、备奥和记录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作品，也弥足珍贵，它们不仅以具象的文字保存了大事件的现场，而且也收藏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细节。总之，晚近这30年，时代滋生着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忠实地记录了时代行进的步履。

　　王晖：从记录社会、展示社会、砥砺社会的角度讲，报告文学的华章体现在对于现实的真实把握，也就是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本身及人与生态关系的关怀等方面，诸多作家的主体意识及他们的文本可说明这一点。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文体的本质，在这个时期十分突显。譬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是与刘心武《班主任》一道最早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随即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用头版头条方式同时转载。“《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的。”（陈磊：《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8年第10期）这当然就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空前奇观。

　　至于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程中，报告文学都成为了“急先锋”。特别是1987至1988年“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举全国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之力，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改革现实的深度关注，获得良好效果。新世纪以来，鲁迅文学奖对优秀报告文学的奖励，也使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现实关怀力量的强大。可以说，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

　　丁晓原：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我所特别看重的是它以自己的方式对于时代主题的演绎。这就是说，报告文学并不只是通常所言的“轻骑兵”，被动地、照相似地再现社会表象化的存在。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作家能突进至生活的前沿，以具有思考品格的作品，参与时代思想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就其总体的思想价值而言，是接续了“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传统的。改革开放之始，是一个需要进行思想启蒙并且得以思想启蒙的时期。其时一些叙写知识分子、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现实负面存在的报告文学，就起到社会思想启蒙的作用。《哥德巴赫猜想》诸类作品正面讴歌知识分子的主题，其实同时也表示着对过往对知识分子作矮化处理的反思与否定。《西部在移民》的作者麦天枢，奉行“思想为美”的报告文学写作原则。作者选取许多耐人寻味的人事个案，从中给出了精神扶贫的严肃而沉重的题旨，涉及到了“五四”文学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时代主题。这样的主题设置使《西部在移民》在“中国潮”征文中拔得头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是20世纪90年代最为重要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长篇的意义不在于揭密，或是作简单的批判，而是将文明与蒙昧杂糅而成的对象，置于中国式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性的报告，作品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思考力量。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考，使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超越了对行进中的现实作浮光掠影的摄照，而以贴近对象本真的透视分析，融入了新时代新主题的元素。

　　王晖：其实，你所谈到的这一点，我也是感同身受的。近30年报告文学在“时代文体”的塑造上，最为成功的一点，就是它以自己的实绩超越了新闻体式，而趋向于思想性文体、主体性文体，也就是说，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期待”发生了位移，他们并不指望报告文学给出多少“新闻面”，而是期待“新闻面”里面的东西，期待作家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认知和思考。你刚才说到的《哥德巴赫猜想》《西部在移民》《马家军调查》，还有《唐山大地震》（钱钢）、《中国的小皇帝》（涵逸）、《伐木者，醒来！》（徐刚）、《昨天》（麦天枢、王先明）、《没有家园的灵魂》（杨黎光）、《昂贵的选票》（魏荣汉、董江爱）、《长征》（王树增）、《天使在作战》（朱晓军）、《东方马车》（卢跃刚）等都是“深挖”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尽显报告文学主体批判精神的代表。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重要方面是它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而刚性的介入，而对于意识形态变迁的回应，也是其作为“时代文体”的应有之义。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意识形态众语喧哗的图像必然地要映射进报告文学这一“时代文体”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文体所显现的意识形态也显示出比过去任何时域都要繁复的样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商业主义意识形态等的作用下，报告文学文体呈现出在过去时域中少见的意识形态多重影响的痕迹，这必然使它显露出复杂而又多变的文体内蕴。导致这一样态的原因固然不乏文化转型等因素的嵌入，而多样文化时代不同国度非虚构文学所承载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渗入，也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由意识形态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因子组构的文化语境，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促使这一文体成为时代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并在许多方面丰富或改变着文体的内在意蕴，以此凸现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根性与个性。

　　报告文学，作为文体的时代

　　丁晓原：我们说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文体，着眼的是报告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而从文体自身的建设观察，晚近30年则是报告文学走向文体自觉的时代。这是报告文学文体成熟的时代。作为文体存在，报告文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在很长一段时期，报告文学文体并不独立成体。以前报告文学常常与速写、通讯、散文等混为一体。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被我们称为报告文学的作品，通常在各种新闻作品精选中也可见到。这倒不是说报告文学不可与其它文体“互文兼体”，而是说明过往的报告文学文体还缺乏必要的“自体性”。现在读者已不可能将《唐山大地震》《沂蒙九章》《中国山村教师》《天使在作战》等作品称作通讯散文之类，这表明报告文学已有自备的文体符号。

　　王晖：我觉得你的这个“文体自觉时代”的概括，对于报告文学而言是准确的。纵观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长史，我们其实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近30年才是报告文学遗世独立、玉树临风的至境。

　　对报告文学文体而言，时代文化语境的价值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扮演着一双推动文体前行的手，而不能替代文体内在运作的本身。这就好像韦勒克所说的那样：“诗不是哲学的替代品；它有它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宗旨。哲理诗像其它诗一样，不是由它的材料的价值来评判，而是由它的完整程度与艺术水平的高低来评判的。”（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如果说，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成为报告文学30年最美华章的一个强音，那么，近30年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的跨越，也是这一华章的主旋律之一。譬如叙述模式的“一体到多元”的流变态势，这其中又包含许多内容，诸如体裁和语言体式、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人称、非叙事性话语等文体内在建构的日趋成熟与丰富。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这种跨越就已经基本实现，譬如叙述结构中的全景式和集合式，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经典结构模式，当我们说到“全景式报告文学”或“集合式报告文学”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联想到当代文学中“朦胧诗”、“文化散文”、“新写实小说”等等极具个性化的文体符号。有人说，近30年报告文学文体在艺术上并没有多少变化，我以为这个看法并没有建立在全面考察和深入探悉的基础之上。

　　丁晓原：的确如此。报告文学作家开始真正地能按文体自身的逻辑进行写作，是在这晚近的30年。

　　所谓文体自身逻辑，也就是某种文体得以自在、自立、自强的内在规定性。它由其形制与品格的独特性而生成。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形态由单一而趋多样，结构方式也多有变化，其中的全景式、集纳式结构，为报告文学大体量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形制上的便利。更为重要的是此间对于报告文学文体品格、文体精神的追寻与确认。非虚构是这一文体最为核心的原则，其品格精神都基于这样的原则。而非虚构不只是写作应该信实客观，忠实于对象的实际，更需要作家能直面现实，介入现实中矛盾纠结的焦点。

　　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看，这一文体曾被指认为是“在野者的文体”，一些怀具社会正义感的作家，以此批判非理性的社会现实。《包身工》等这样的名篇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报告文学是不能没有对现实作反思、求证进而进行理性批判的功能的。主旋律作品《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姑娘》《根本利益》等是近30年报告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问题的关键在于，报告文学还要不要、能不能坚守某种理性批判的职志。在晚近30年的报告文学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此的认可和肯定。这一方面表明了主流意识对报告文学体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报告文学作者对文体品格的持守。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相合，创造了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适宜的文化生态。

　　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其中广有影响的就是《中国的小皇帝》《阴阳大裂变》《西部在移民》等“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就是当时提出的关于一类报告文学的特称。鲁迅文学奖对“问题报告文学”给予了重视。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报告文学中，《没有家园的灵魂》《淮河的警告》《共和国告急》这样的作品占有较大的比重。2007年，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的《长征》五部作品，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报告文学奖。旨在揭露医疗卫生界某些严重问题的《天使在作战》以头名获奖。作者朱晓军此前并无大的文名，但评委会以为：“《天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给出这样一些情况，意在说明直面现实的非虚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对于报告文学品格的共识。这对于报告文学是深有意义的。我们所谓的新时期是报告文学的文体时代，其大意也正在此。

　　王晖：其实，秉持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的基本规范，报告文学在近30年里的羽翼逐渐丰满，这个事实有目共睹。

　　丁晓原：我们评估一种文体是否已经自立，还有一个现成而简单的尺度，这就是看这一文体是否已经拥有一支成形成熟的作家队伍。以此观察近30年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创作阵营是相当强势的。写作了被指称为报告文学作品的作者，不计其数；而以报告文学写作确立了自身在文学界的形象和地位的作家，也是数以百计。这种情形与现代报告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写作《包身工》的夏衍，是现代报告文学史上不能绕开的名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剧作家，其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数量很少。以前的报告文学作者大多数是“客串”的，而近30年则出现了一批职业的或准职业的报告文学作家。

　　陈祖芬是报告文学文坛的常青树，她的作品曾连续五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何建明是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全国劳动模范。劳动模范的光荣背后是作家创作报告文学的专注勤勉和卓越成就。像徐迟、李延国、霍达、赵瑜、杨黎光、卢跃刚、徐剑、徐刚、麦天枢、黄传会、王宏甲、李鸣生、胡平、张胜友、蒋巍、杨守松、孙晶岩等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是以报告文学名世的。他们的创作也构成了近30年报告文学史书写的总体框架与基本环节。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报告文学作家个人风格的普遍形成。何建明擅长做国家构型的宏大叙事，并且以百姓话语进行叙说；杨黎光则长于对非常态人物的叙写，善于通过深入的采访，还原人物真切的心理世界；卢跃刚的报告文学具有杂文式的犀利；徐刚的作品自有诗人的激情和气势；赵瑜所写深蕴有致,别具书卷滋味；而麦天枢的报告文学则给人精警沉郁之感。报告文学作家以充分的个性化，告别了那种报道体的模式化。可以说，新时期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绝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小说家、散文家。近30年两代报告文学作家的集体出场，使报告文学由文坛边缘走到了中心地带。

　　王晖：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从作家群体的角度看，近30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界群贤毕至、人气旺盛，超出之前报告文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你列举了一个名单，应该说，他们是近30年最具代表性的报告文学的“弄潮儿”。除你所说之外，我觉得还应加上黄钢、黄宗英、理由、钱钢、柯岩、肖复兴、傅溪鹏、孟晓云、祖慰、贾鲁生、李存葆、李玲修、贾宏图、乔迈、陈桂棣、邓贤、张建伟、一合、邢军纪、朱晓军等人。但即便如此，这肯定也还是一个不完全名单。至于代表性作品就更为丰厚了，历届全国报告文学奖、“中国潮”征文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奖作品，都可视为近30年报告文学的优秀代表。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进入“文体的时代”，还与报告文学传播的方式与结构的变化相关联。在近30年里，它突破了通过纸质媒介单一传播的局限，在视觉媒体时代，通过电影、电视和网络广泛传播。乔迈的《三门李轶闻》被改编成电影；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曾连载于《深圳特区报》《羊城晚报》，继而又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他的报告文学《生死一线》也被改编成电影《五颗子弹》。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成为多媒体联手运作引起轰动的文本，《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6月第129期）曾经报道说：“近百家报刊、广播电台、电视节目纷纷转载和连播该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落泪是金》的直接读者超过2000万人次，通过广播电台连播节目收听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而一合的《黑脸》的传播更显广泛，《北京文学》（2001年第1期）曾言：“两年前，一合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得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被改编为1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观众达11亿人次，为1998年之最，并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一时间，主人公姜瑞峰名声大震，成为新闻人物，屡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并使播他的这些节目成为‘名节目’，同电视剧《黑脸》一样被广泛传颂。”

　　丁晓原：你的举例有力地说明了报告文学依然广为受众欢迎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报告文学常会产生一种“轰动效应”，我们甚至以此作为评价报告文学成功与否的尺度。现在看来这似乎有些片面。那时报告文学传播渠道比较单一，再加上特殊的时代文化生态的影响，报告文学可能会出现非正常的传播效应。而在现在的景况里，报告文学的这种存在，在我看来倒是回到一种正常的真实了。全媒时代，受众必然会被分流，而多种媒体对报告文学的情有独钟，表明这种文体对受众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媒体有时是很功利的。受众部分地说来是它的“衣食父母”。从你以上的举例来看，凡是赢得受众的报告文学，一定是最贴近民生、反映民意、介入现实、体现人民公平正义理想的作品。

　　王晖：近30年报告文学成就了20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最美华章，但是，我认为忧患意识也不应当缺席。有关报告文学的问题，我们从2004年起在《文艺报》上做过多次对话，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对现实的反思与逃离、对非虚构性的坚守与失守、对艺术表现的精准与粗鄙、视觉媒介时代的文体坚守困局、作家队伍的质量与数量的提升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报告文学中的不真实、虚假或曰虚构，目前还难以用技术来认定，因此，相对于近几年对于新闻照片的打假，如哈尔滨教堂“鸽子”事件、“藏羚羊”与青藏铁路事件，甚至周正龙“华南虎”事件的成功曝光，报告文学领域的“非虚构性”原则的坚守就成为一个考验作家职业道德的底线，但目前为止，对于报告文学中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和文字，还无法完全靠技术手段鉴别。

　　至于艺术呈现问题，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要强化构筑报告文学的审美意识——不是通过非艺术的直接宣泄，而是通过遵循报告文学基本艺术规范的文体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最具深度和广度的把握。但无论如何，我都对中国报告文学的未来充满期待，期待它在新的世纪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