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学学习参考书推荐：张舜徽《中国文献学》

　　陈恒舒

　　《中国文献学》，张舜徽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定价25元。

　　近代学术史上讲文献学的专著，应该从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算起。该书写于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蓬莱阁丛书中。虽然在体例等方面多有不完善之处，但毕竟是开山之作，其意义不容低估。之后较有影响的可能就是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2000年将其收入“名家说”丛书时改名为《王欣夫说文献学》，2005年收入“世纪文库”时又改回原名）。近年来，相关的著作、教材出现了不少，近几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接连出版了北大中文系孙钦善老师撰写的《中国古文献学》和董洪利老师主编的《古典文献学基础》，对于古文献学的知识已经梳理得周详备至了。而我今天想向诸位推荐的则是另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给你的帮助又绝不仅仅限于知识层面，这就是张舜徽先生写成于1981年的《中国文献学》。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其学问不仅根柢深厚，而且主张博通，二十余种专著遍涉四部，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自谓“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而这部《中国文献学》正是一部“拥慧前驱，导夫先路”的著作。全书共十二编，我个人以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编到第六编，大致介绍我国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从第七编到第十编，总结历代学者整理文献的成就。第三部分是最后两编，对于今后的文献整理工作提出了设想和展望。而张先生卓越不凡的见识，贯穿整部书稿，读来颇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全书的第一部分“绪论”之中，张先生首先讨论了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他指出：“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这话总结得当然很好，但其他的文献学教科书上也能说出同样的话来。而随后，张先生又有一番惊人之论：“但是，这仅仅是此一工作的开端，而不是我们的落脚点；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有人认为努力从事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只是围绕着大量的故纸堆在兜圈子，没有多大出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那么张先生所谓的宏伟目标是什么呢？是在历史上作出总结性工作，写出一部伟大的著述，紧接着举了两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例子：司马迁写《史记》、马克思写《资本论》，并认为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我们的最大目的，便是要在对文献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使全国人民得从这里面看到悠久而丰富的全部文化，因之油然而生爱国之心，以激发其志气。”对于这样的观点，另一位同样是史学家兼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在其所撰《古籍整理概论》开篇的部分，就引述了张先生的不少原话，又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把文献学变成撰写历史书”，并明确表示了反对。不过有趣的是，黄先生并未提及张先生的大名，只说“有的学者”如何如何，其盖为尊者、贤者讳欤？当然我们现在来看张先生的说法，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既然我们的目的是编纂一部总结性的《中华通史》，而张先生在1987年已经完成了一部《中华人民通史》的巨著，那是不是说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而文献整理的工作也可以结束了呢？显然不是。但我想，张先生这种“不是为整理而整理、为研究而研究”的眼光和气度终究还是值得景仰和称道的，如果我们把张先生提出的编纂史书的目的稍稍虚化一下，也就是说，未必要编出那么一部实实在在、包罗万象的大书，而是以我们整理和研究文献的成果去教导国民，不也是可以使他们增广见闻、激发志气、“油然而生爱国之心”吗？我们现在动辄谈论“国学”的意义，不也就是在于此吗？

　　涉及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等具体知识的介绍，张先生的卓越见识依然随处可见。比如他将古代的典籍根据写作成书的具体情况分为三类：著作、编述、钞纂。著作以创造性的理论为多，如先秦诸子，而钞纂完全出自辑录，如宋元以来的类书，而编述则介乎两者之间，以创新的体例，来整理旧有文献。古代文献之中，又以编述之体的著作为最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史记》。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划分？张先生认为，我们进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写出一部总结性的著述，不可能是著作，也不能仅仅是去钞纂，而是要用新思想新方法对旧有材料进行取舍的裁减，那就得明确编述之体。又如讨论几门文献学的基础知识时，先讲版本，次校勘，最后讲目录。而我们现在讲课往往要把目录放在前面，由目录而版本，由版本而校勘。目录是治学之门径，王鸣盛说的，那么读书治学由目录入手，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在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之时，乃是先择定版本，再校其异同，然后“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这样来看，目录实在是整个校雠活动的总结性成果，《七略》、《别录》、《四库全书总目》都是整理群书后得出的成果。因此不独张先生的著作，程千帆先生著《校雠广义》，也是按照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的顺序排定。此外，张先生只称“版本”、“校勘”、“目录”而并不谓之“学”，这是受了章学诚的影响。章氏认为，古代只有校雠之学，而别无所谓目录之学，张先生以为见解卓越，又为之阐发。版本、校勘、目录，都是校雠学（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古籍整理）的组成部分，正如传、注、笺、解是训诂学的具体写作一样，如果目录学可以独立，那么传注学是不是也可以从训诂学里独立呢？章学诚所提出的著名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说的正是校雠学而不是目录学。我们现在把它们分成独立的学科，只是为了教学的方便，但同时也应该明确，这三方面的知识是三位一体，并不能脱离其他二者而独立存在。王欣夫先生在《文献学讲义》的绪言部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对于前人整理文献的成就，张先生进行了扼要的总结。在第七编“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中，他列出了六大项：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修通史”算不算文献整理？黄永年先生说不算，而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却给司马迁专立了一节，也算是对于司马迁在整理前代文献业绩的表彰。“绘地图”、“制图表”这两方面的内容，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张先生单独提出，也确乎有卓识。而在表彰历代校雠学家时，反映了他提倡博通的学术理念。他大力表彰的，有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诚、纪昀。其中陆德明的出现让人颇有些费解，一般我们都认为陆德明是一个大语言学家，而张先生这里却尤其表彰陆氏在校雠学上的贡献：经注兼明，摘字为音；博征异说，存之音内；依时先后，次序群经；考镜源流，各为叙论。张先生认为，这样的工作，并非一般写音义专著的人所能为，而陆氏的成就，足以与郑玄比肩。而对于郑樵和纪昀的评价，也颇为独到。而谈到近代文献整理时，又举出张元济和罗振玉这两位在一般文献学史里不大会提到的人物加以大力表彰，尤其是对于张元济“为文化事业奋斗一生”的赞誉和对于诋毁罗振玉之流言的驳斥，都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读之依稀可以想见作者之面貌。

　　末一部分也是在很多文献学的相关教材里看不到的。除了重申要编著一部《中华人民通史》并列出了编述提纲之外，张先生还提出了四项文献工作比较迫切的任务：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这都是目前学界正在致力的任务，而我也有幸参与了其中的三种。我想我们不仅要读张先生的书，更要把文献整理的事业好好地进行下去，才算不辜负张先生这样的前辈学者的期望。

　　我是本科三年级上学期读到这部《中国文献学》的，读过之后，越发坚定了我学文献的信念。开始入这个专业，除了对于古籍的兴趣之外，更多的可能还是觉得文学和语言学自己实在学不好，但读过这本书，除了增长了一些必要的知识和见解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知道了自己正在从事一项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想诸位同道中人读过之后，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至于对于古籍整理研究有兴趣但尚未明确未来方向的同学，我想这部书或许会给你一些必要的指点。